序
秦志希
国强的博士论文《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出版了，我在此对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在某些方面还嫌论述不深，但该书在近年已成学术热点、论著蔚为大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从价值冲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出发，力图对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价值立场进行学理性的分析，其中凝聚了国强在学术探索上的艰辛努力，体现了作者不愿蹈袭前人的求新精神，我认为值得一读。
荀子提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分，在于“人能群”。而国家无疑是“群”的最重要形式和向度。中国自古以来就从忠君这一基本政治伦理和平胡虏振华夏这一民族心理两个方面建造了国家主义的价值体系，国家的观念是关乎善恶是非的首要问题。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已经不是传统的帝国，世界也不是以往的“天下”。国际社会联结日益紧密，形成了全球共同利益；新的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共享；旅游和移民的大量增加，造成了文化交流和冲突日趋频繁，现代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张力成为世界性的共同话题。我曾著文提出，去区域化刺激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强化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不独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都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策略以抵御美国的文化“殖民”。也正因为国家、地方势力的作用,当今文化全球化正伴随着本土文化的意识觉醒与崛起。再就文化主体而言,文化全球化往往造成人们的一种文化迷茫与飘移感,这又必然刺激人们在地域意识与归属意识中去寻求慰藉,使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确认、返回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催促主体的文化自觉。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正是全球化的去区域化逻辑在促使地域、民族文化的自觉。
由此，在传统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之外，跨文化传播和全球传播也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国强的论文，能够以跨学科的视野，关注到这一前沿性的话题，以理性的态度研究传媒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机制，试图在国际传播领域重建媒体的主体性，这对当前过于注重功利价值的国际传播领域来说，无疑是有其意义的。
比如，近年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国强并不赞同单方面夸大媒介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但作为“能群”的个人，又都天然地具有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这使国家形象成为一种群体的情感认同形式。国强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和传播模式，这就使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新意。
但关于学术，我其实并不想说太多。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我自己有时也不免自问：学术何为？古人有云，著书皆为稻梁谋，能叨列“三不朽”者，非圣即贤。但我想，大多数读书人，恐怕是介于功利与理想之间的吧？不敢奢望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但也不满足于以文媚世而给口腹，存忧世之心，畅欲辩之言，即不能妄求有补于世，也必能自慰无愧于心。
之所以说这些，是有感于国强写作这篇论文时所体现出来的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国强做过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主要讲授的课程也是广播电视方面的。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前，他曾想做一篇电视实务方面的研究，这于他恐怕更“名正言顺”，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但他有感于当前民族主义走向的偏狭，有感于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价值偏差，而提出要联系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引人注目的大众传播现象，研究媒体在建构国家身份中的作用，辨析其在当今文化融合和冲突的张力下的价值规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以致选题迟迟不能确定。他当时还在湖南大学工作，家里新添了一对双胞胎宝贝，我倒觉得他不必过于性急，安顿好工作和生活，再推迟一两年把论文做好，也未尝不可。但他只延期半年，就拿出了初稿，论文整体上还是让人满意的。我想，这与他不错的文史积累也不无关系吧？
国强是一介书生，喜欢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他身上有传统士子文人的忧患意识，有“迂腐”秀才说真话认死理的劲头，也有现代学人的开阔视野。他为学博杂，不肯死守在新闻传播学的框框里，这使他能写出这样一部超越传播学范畴的专著来，当然，回到学术的角度来说，博杂也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来杂而不深、不专的问题。
这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关于媒体在全球传播时代建构国家认同时所面临的价值冲突部分体现得最为明显。显然，这是整个论述的基础。但它所涉及的价值范畴过于庞杂，涉及国家价值、商业伦理、媒介伦理等价值范畴，在短短的篇幅中讨论其复杂的价值关系问题，是几无可能做好的事情。国强虽然努力地为我们呈现出价值冲突的各种向度，但论述不够深入。不过，不管怎样，这终究能引发我们的些许思考。
国强的著作体现出学人特有的理性态度。用福泽谕吉的话说，他对于群体身份认同下个人主体性的“惑溺”现象是警惕的。在这本书之前，正好有关于国家的书在畅销，畅销书追求的是诉诸最多数人的情感，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也在其严肃的论著中追求“不高兴”的效果，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则昭然若揭。可见，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情感是最能遮蔽双眼的因素，尤其是当情感上升到神圣的美德高度以后。而国强的理性表达，可能于时宜并不讨巧，但于学理而言是严肃认真的，于国家而言也应该是有利的。毕竟，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对待文化的交融和变迁应该秉持更加宽容理性的态度，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的开放和学习，更有利于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或曰传统帝国的现代化转型。按费孝通先生的教导，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还应该学会“美人之美”，进而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近十年来，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发展很快，但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我们仍然存在着研究议题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理论来源单薄等问题。当前世界国际传播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美国的国际传播协会已经举办了五十多届年会，协会下设近20个专业研究方向，包括信息系统、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公共关系、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分类的精细使得这一领域内也不免让人产生隔行如隔山之叹。于此而言，我们的国际传播学研究需要在研究范围、方法等方面继续有所发展和突破，也确实大有发展和突破的余地。我希望国强能继续努力，再取得新的成绩。我也愿以此与国强共勉。
是为序。
2009年6月于珞珈
后记
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感谢四川外语学院给予的项目资助，学校科研处领导和专家对本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徐燕、徐凯两位编辑的关心和帮助，她们在书稿的编辑、校对上花了大量心血，是他们促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的面世。
在拙作即将付梓之际，回想当初选择这条学术之路，不禁感慨系之。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心境和感受，但人生的很多选择，是在偶然间作出的，那一瞬间的心动，可以让一生的轨迹发生改变，而其后的生活体验，则绝非当初所能预知。当年年轻气盛，选择闯荡北方，在天津一家国企做了十年的企宣工作。那个晴秋的下午，百无聊赖地仰观浮云来去，忽然很怀念大学教室里的安静气氛，于是有了重回武大读研的求学生涯。而后中央电视台工作时，那种紧张忙碌的媒体生活似乎也已成习惯，没想到，当我为写论文坐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那种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令我神驰，那一瞬间的感受又一次左右了我的选择，使我放弃无数人艳羡的京城户口和工作，而走进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但后来久泡图书馆的苦乐，岂是当初所能预料？至于后来继续读博，又继续漂泊至重庆，恐怕已有更多不得不读、不得不漂之成分了。
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半时间，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辛苦的一段时间。从工作上说，当时我是在湖南大学从教，大部分时间还要承担学校的教学科研任务，武汉和长沙虽然距离很近，但频繁地两地奔波，总想兼顾学业和工作，总想把尽力把一切都做好，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我做得都不算好。而从生活上说，这期间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家里增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女，突然间的人丁兴旺，让我在精力和经济两个方面压力骤增。虽然照顾孩子的重任主要由家人承担，但洗完尿布再写来看书写论文，恐怕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吧。
从学业上讲，这次论文，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艰难。从一开始选定题目，我就知道，自己将面临一次考验。说实话，我对能不能做好这篇论文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比较多的是从事电视方面的教学和实践工作，但一向不算安分守己，平时阅读面比较杂，所以做了这么一个让一些老师担心不符合新闻传播学范畴的选题。这一选题涉及到我以前很少关注的国际传播领域，却又想另辟蹊径，虽然与自己近年的读书兴趣甚有关联，但难度仍然极大。写作过程历时一年，其间因种种原因，多有耽搁，亦常为此焦虑不已，寝食难安。即使在写完以后，心里也不曾觉得轻松，因为自己对文章并不满意，却又一时难有精力和时间再做大的改动，有心留待以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完善它，但直至出版，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我仍然没有能够抽出时间对论文做大幅度的修正，这恐怕将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了。当初在论文答辩之时，夏倩芳教授曾提出较多批评和修改意见，在此对她表示感谢，并致歉意。生活之功利，有时不免让学术之理想褪色许多，我对此深感惭愧。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都说新闻是遗憾的艺术，做学问又何尝不是？真理之难求，我想很多学人一定都有同感。对同一对象，即便同一个人，观点都可能朝是而夕非，遑论众见之纷纭！所以，不妨为自己开脱一下，既然此一时本就持此陋见，何妨呈之于众，以待方家继续批评指正，即使他日汗颜不敢再读，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但不管怎样，这部书稿中的一些观点和研究视角，是自己精心提炼出来的。一些无知无畏之论，也许只值一哂，但做得好与坏，都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通过这次研究，我从许多大师的论著中获益良多，也将为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一个基础和确定一个方向。
篇末补记，最主要的心情还是感恩。论文和书稿的完成，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恩师秦志希教授。秦老师待人诚恳和蔼，对学生宽严有度，六年受教，三年入室，受益匪浅。论文在选题和写作内容上，都受到恩师的影响，而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一开始拟定题目，到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再到写作过程中的帮助和对初稿的仔细审阅，恩师都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恩师不只在专业方面给予学生帮助和教诲，更在为人处事做学问方面以认真、严谨而又亲切的态度影响学生。这里对恩师表示由衷的谢意！
深深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李卓钧教授。李老师为人真诚宽厚，为学求真务实，淡泊名利，不媚时俗，在我最初的学术探索中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和指点，他对我的人生态度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在武大还有许多良师应该感谢，罗以澄教授、单波教授、石义彬教授、强月新教授、张昆教授、夏倩芳教授、王瀚东教授等诸位老师，在学业上都曾给予过我有益的指导。帅晓琴、丁雪琴两位老师，则以负责的态度，为我的论文做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这里对他们所曾给予我的帮助表示深切的谢意！
感谢孙旭培教授、刘卫东教授、黄家雄教授、单波教授、夏倩芳教授、李敬一教授等在论文评阅和答辩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尤其要感谢孙旭培教授，他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我主持了答辩会，并对我的论文褒奖有加，我不敢称其谬赞，但惶恐不安之余只能视其为对后学的一种奖掖。孙教授严谨的求学态度和平易的生活作风令我终生难忘。
当然还要感谢我同窗学友。王金礼以其丰富的藏书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资料室”，他远赴北京从国图复印的大批外文资料，也慷慨地与我共享了。由于我后来大部分时间在长沙，关于论文的繁杂程序，许多是刘学不辞辛苦地为我去办的。在这里要真诚地向他们道谢。另外，张发林、郭小平、付小静、王芳、司峥鸣、陈刚、徐敬宏、徐琼、侯迎忠、朱清河、高运锋、刘洪、彭彪、吴玉兰、刘晶、张明等学友，都给予了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学业上的有益探讨，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从1986年入读武大本科，到现在二十又三个年头，其间竟有十年是在珞珈山下度过的！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一条龙式的学习，真是非常幸福的经历，虽然有时也觉得从个人经历上说未免单调了一些。但不管怎样，在这里度过的由懵懂的青春年少到自感沧桑的不惑之年的负笈求学生涯，都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和珍贵回忆。
同时也感谢当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童宁、董石才、董虹、陈永庆、杨东等领导对我的关照。频道副主任陈永庆是武大师兄，他把我招进频道，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充分体现了电视新闻人的风采。制片人杨东是个好同志——好领导好朋友好球友，与他共事总是简单而愉快，想到最终辜负他的一番美意，至今心里好像还有一道坎儿没过去。感谢同岗张汉民、同窗龚雪辉，以及董克欣、张爱萍、苑龙江、刘弥、焦杨等同事，学界和业界也许是不同的生活道路，但我仍然在关注他们的节目，也祝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如意！
该对湖南大学吴高福教授、彭祝斌教授等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了！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滨的这座优美的学府中短暂的执教生涯，是非常充实愉快的。难忘与好友同事们登山赏雪、清枫品茶、书院雅集的时光。精致的长沙，美丽的湖大，斯地、斯景、斯人，不可推移更易。谨向崔炼农、何春耕、唐海江、梁媛、戴松、成大忠、李正良、龚翔、彭菊华、吴江雄、徐新平、刘梅、周自祥、陈道珍、莫梅锋、徐丽瑛等表示感谢和致意！感谢湖大优秀的学生对我最初从教生涯的支持！
感谢四川外语学院接纳了我和我的家人，学校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新闻传播学院年轻而充满朝气，我愿以感恩的心情努力工作，以回报所有人对我的关爱！
最后，还要对与我共同分担了多年生活苦乐的家人表示感谢。感谢小宝贝叮叮咚咚给我带来的快乐，但由于求学，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他们，一直到现在，都很少能在周末抽出时间陪他们逛一次街，在他们的成长中，父母、岳母和妻子付出了很多的劳动，这里，我要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尤其感谢妻子郭璐凤的理解和支持！她十多年来跟我奔波，勤俭持家，使我能安心学业，安心工作。
书稿完成了，但并不觉得轻松满意。学术之路还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像当初做论文一样，认真过，努力过，结果不求完美，不敢奢望一定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也许，更多的会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然吧。
2009年6月写于歌乐山下
